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章打击很大，所以朱元章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替代品，小菊是马皇后的侍女，马皇后离世，在葬礼上这个小侍女也非常伤心，哭到不能自已。朱元章看到这个小侍女如同自己一样悲伤，又想到妻子在世时对她十分照顾。
妻子离世这名小侍女按照规矩会分配到其她宫殿，侍奉新的主人，再加上小侍女十分年轻，外形也不错，朱元章就想将她纳入自己的后宫。
小侍女得知消息并没有开心，反而非常的惊慌，她对于皇后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但对于皇帝却只有尊敬恐惧，得知自己要侍奉皇帝，并不是很愿意，但作为宫中最底层的小侍女根本不能拒绝皇帝。
到了侍寝这一天，按照规矩小侍女也穿上了华丽的服装，相比侍女的服饰来说奢侈了很多，也让小侍女看起来更加的漂亮。朱元章在侍寝之夜看到对方还挺开心的，两人准备休息的时候。
朱元章将小侍女华丽的外衣脱掉，却发现她的衣服里边竟然还穿了一套白色的孝服。古代人在颜色方面也有很多的讲究，大婚之时穿的都是正红色，有喜庆之意，而家中有人离世的时候，亲人子女都需要穿上白色的孝服。
白色往往代表的是亲人离世。在大婚之日竟然穿着白色的孝服，也让朱元章有些意外，此时这个小侍女跪在皇帝面前解释了自己的穿着，她表示皇后对自己非常的照顾宠爱，自己跟随皇后这段时间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对着皇后犹如对着自己的母亲一般，虽然自己和皇后之间的身份地位差距极大，并不敢称呼对方为母亲，但心里一直拿皇后当母亲一样看待的，皇后刚刚去世，作为子女要为母亲守孝三年。
如今被皇帝看重，即使大婚时候，为人子女也不应该脱去自己的孝服，朱元章听了非常感动，并没有指责她，反而在大婚之夜将其放出宫去，允许她在宫外为皇后守孝。在三年守孝结束后，小侍女也没有回到宫中，反而去了皇后的墓园守陵。
朱元章就是这样的人，他对马皇后的爱是真的无与伦比。
这仅仅只是一个小插曲，随后的一段日子，朱元章，朱标都去了水仙村，在那里每天的钓鱼，烧烤，看戏那是好不快活。
很多朝廷上的事情，都是由朱榔去处理的。但是今天的朱榔处理事情的事情，才发现此时的大明有些和自己印象中的不一样。
朱榔印象中的大明应该是十分平稳的，国家富足，百姓安康，可是看了很多天的奏折朱榔才发现，这大明还真的有些麻烦。
其实明朝建国初年，朱元章的良苦用心与种种努力，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期望值。
人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乎不可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朱元章为了强化统治，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实行严厉的政治、思想、文化专制。
尤其是用最大的气力恢复社会经济，调整生产关系，分配土地，整理赋役，打击豪强，反腐倡廉，千方百计与民休养生息，企图化解社会矛盾。
可是另一方面，依然是阶级关系异常紧张，不断发生激烈的对抗斗争，社会一点也不平静。从他登基几个月以后到他逝世为止，从南到北，由东而西，无论是内地还是边区、海上，到处都爆发了反对他的农民起义。
洪武十二年四月，眉县人民因不堪明朝政府的压迫和剥削，在彭普贵的领导下起义，“转攻州县”，打败了眉县知县颜师圣所率明军，杀了颜师圣。
起义军势力大振，先后占领了十四个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
最后被右御史大夫丁玉所率的军队镇压。明初时期，广西地区人民也不断起义反抗封建统治。
明王朝刚统治广西不久，洪武三年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就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的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金事左君弼强征民人为军，又激起了三千多人的反抗。
大藤峡地区是广西瑶、壮族人民的聚居地区，他们不堪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洪武八年时曾起义进行反抗，为柳州卫明军所镇压。
到洪武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逐渐聚集起来达数万人，他们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附近的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势力。
明朝政府特派征南将军杨文等驻师奉议州东南，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所率的军队，共同镇压起义人民。
他们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起义军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余人和起义军家属八千二百八十余人，起义军首领黄世铁也英勇牺牲明朝政府把余下的六百四十地区人民再次起义，并设置了奉议等卫。
今年就在刚刚徽州发生的起义，朱榔知道这根子出在哪里，并不是朱元章剥削农民，而是此时的大明才刚刚成立，代依然推行的是人头税丁银规章制度，农民是交纳税款数最多最后的人群，它是这一项税制改革对农民最本质的剥削被压迫的缘故之一。
把握着生产要素农田至少的农民，被这一按人头数纳税的规章制度，动弹不得操纵住；而把握这很多农田的大地主、高官、皇室，可由于这一规章制度盈利，比农民少缴税由于全是按人头数的，地主阶级总数远低于农民。
那样税款的重任所有落在了农民手上，促使她们的承担太重。
值得一提的是，剥削阶级能够运用手上的会员特权，开展偷漏税，或是吃拿卡要让农民多交税，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承担。而自朱元章制订的严苛的户籍制度，死死地将农民束缚在农田上，没有人身自由，没法随意迁移，只有默默地承受剥削。
而在明代，出现的农田企业兼并状况也十分比较严重，有着农田的农民越来越低，只有依附于到地主阶级上，没有随意，也没法保持阶层越迁。
每每碰到自然灾害，又由于高官腐败问题，受贿比较严重，救灾援救失责，促使农民来到无法存活的危机紧要关头，迫不得已举兵谋反。
这次的徽州就是因为遇到了大旱，所以没有办法，只能起义，朱榔对于这次起义的前因后果也是看在了眼里，所以朱榔并没有第一时间去镇压。
因为镇压这次起义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一群拿着刀剑的农民，和自己拿着燧发枪的士兵交锋谁强谁弱，那是一目了然，朱榔想要的是如何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变少。
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
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明初所制定的徭役赋税制度已然被破坏殆尽。
首先，随着明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土地兼并也逐渐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强占农民的土地，并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加上明朝中后期，宦官掌权，操纵朝政，卖官鬻爵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迎合爱财的宦官，各地官员拼命搜刮民脂民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税基，造成了国家赋税急剧减少。
其次，朝廷开支逐步加大，财政十分困难。皇室、宗室奢侈腐化的巨额开支，国家机构中繁冗官员的俸禄，用于抵御浙江、福建倭寇和北方少数民族俺答侵扰的庞大军费支出等，使得当时的财政入不敷出。
再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古代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力被削弱。不少农民弃农从商，促进了明朝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向前迈进，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白银货币的流通。
所以朱榔有决心要改变。
早早的朱榔拿着徽州起义的奏折来到了水仙村，这个时候的朱元章和朱标正在看戏，戏曲刚刚听完，两父子准备去钓鱼，看到朱榔来了，也是一起要去朱榔一起。
正好有话说，朱榔也没有拒绝，就这样父子三人一起去钓鱼了，说钓鱼，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聊天，那个时候，朱榔就将徽州起义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可能是因为起义太多了，对于徽州的起义，朱元章并不在意。
不过，接下来朱榔说的话，才引起了朱元章的在意，朱榔告诉朱元章他要施行一条鞭发，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赋相对均平
因为这个时候，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税减的情况，只有从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赋役均平。只要清丈土地，那么有些人就无法藏匿土地。
其次就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
以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
将赋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稍安。
最后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
古代田赋，唐以前基本上都是征实。唐代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代征税，只是偶有折银。元代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